[摘要] 政府应该很清楚地看到，双合同现象只是末不是本，是限价政策的副产品，真正从健全房地产长效机制、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计议，需要尽快妥善安排限价政策的退出。
政府过分干预市场，特别是政府直接干预微观商品经济活动的价格，与三中全会的市场化改革大方向背道而驰。从这样的高度来评价去年广州以及其他城市实行的商品房“限价”规定，我们会看到，由政府部门来确定一个楼盘的销售价格，而不是由企业主体来依据市场定价，本身就是极大的角色错位，政府干了不该干的事，管了不该管的事，过多地干预，会导致市场出现很多扭曲的行为。双合同就是政府不当干预具体楼盘市场定价的市场扭曲。症结其实在政府不当干预。
实际上，去年政府直接限价的缘由在于一年一度的房价控制目标。房价控制目标政策本身的科学性存在相当大的问题，它直接就是政府有形之手伸得过长的典型，今年国家已经不再提这个目标，说明新一届政府意识到，房地产调控及其政策需要重新思考和定位。
我们注意到，去年政治局第10次集体学习会上，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出，“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”，“解决群众住房问题是一项长期任务，还存在着住房困难家庭的基本需求尚未根本解决、保障性住房总体不足、住房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平衡等问题”，提出要加快推进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，要处理好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市场化的关系、住房发展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关系、需要和可能的关系、住房保障和防止福利陷阱的关系。决策的焦点不再是房价。
在今年两会上，建立房地产的长效机制摆到重要位置。总理以“房地产是个大问题”来概括其复杂性，提出政府要用更多的精力、更大的力度来解决好群众的基本住房需求问题，加快住房保障建设，同时，“对房地产市场则是要因城因地分类进行调控，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，重在建立长效机制，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”。很显然，新的调控思路不是直接去频繁干预商品房价格，更不是进行价格管制。
可以说，本届政府与过去十年政府不断地强化直接干预房地产市场需求、价格的调控思路和做法有实质性不同。商品住宅有民生属性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，政府需要从供应、需求、市场秩序展等多方面发挥其作用，但毕竟房价是供求关系的反映，是市场的价格，是配置资源的工具，而非政府部门的价格。也就是说，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监管完全必要，有规范市场的职责，但是，政府部门直接对一个住宅具体项目、地段、某一类产品来定价，则完全是错误的，越界了，把自己当成资源配置的决定方了。政府责任和市场定价完全是两回事，不能等同。
所以，双合同的问题，解决的方法就不是简单叫停、签订承诺书或者处罚，而是政府要认真思考怎么有序地退出具体的微观经济活动干预，逐渐退出政府定价，这才是根本解决双合同现象的方向。也就是说，当政府停止为楼盘直接定价的时候，市场主体开发商凭空再多弄出一份合同就完全是多余的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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