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摘要] 5月5日，第35届成都房交会上，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售楼小姐在休息。与往届房交会不同，本次房交会买房者数量骤减。
在我国，土地名义上是国家所有，但是一级土地市场却为地方政府管理。根据城市地价监测组的报告，2009年，地价水平值商业用地，为4712元／平方米；居住用地次之，为3824元／平方米；工业用地，仅为597元／平方米。如此大的区别，“跟政府的GDP偏好和土地财政偏好”大有关系。
李景国等专家认为，地方政府和官员往往愿意低价或免费供应工业用地，而另一方面却对住房用地采取控制的态度。这样的安排使得城市土地扩张进程中，居住用地乃至住房供给地增长远远落后于就业岗位增长，最终导致城市房地产市场中土地长期供不应求的局面，进而造成城市化的进程中，地价、房价过快增长。
更有甚者，一些地方政府大规模储备囤积土地，或者利用政府关联企业进入土地市场高价拍地，使得房地产价格的增长超过预期。
因此，李景国等建议，有必要建立与城市扩张（或总建设用地增长）挂钩的城市居住用地供给制度，各城市应依据年度建设用地增长总规模，确定相应的住房用地年度供给计划规模，国家对各城市住房用地供给计划规模完成情况核查，对未完成年度住房用地供给计划规模的城市，冻结下一年度全部建设用地指标审批。
城市化资金“缺口”
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付敏杰博士告诉记者，与许多国家不同，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几乎是分步进行的。直到改革开放后，城市化才真正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。
在改革开放以前，中国选择了赶超的重工业发展之路。为了最快速的提升工业比重，政府实行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，控制人口的流动以限制城市规模的扩展。在这样的取舍下，资源价格长期被扭曲，廉价的土地供应、资本税收上的减免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所带来的低成本，造就了高速、粗放并存的中国“低价工业化增长模式”。然而，它的弊端在十数年后逐渐暴露。难以持续的资源、环境消耗，巨大的分配收入差距形成的社会压力，促使政府宏观政策的内生变化。新一代领导人强调经济发展的和谐性、可持续性和对民生的更多关照。
快速的城市化阶段在改革开放后很快到来。除了人口流动管理的破冰外，财政分配的倾向也在印证着这些变化：2006年,财政用于教科文卫、社会保障等的支出接近60％，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下降到26％多。“追求增长为王”的建设型财政逐步退出历史舞台，以民生为重的公共财政的特征越来越明显。为福利而竞争成为衡量地方官员业绩的标尺。”付敏杰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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