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摘要] 关于官洲村那首荡气回肠的离歌，似乎早就应该在2008年10月16日戛然而止。那是被官洲村民称为“搬迁大限”的一天，在那天，人们收拾细软，携家带眷彻底迁出官洲岛。岛上再无他们的安身之所。那首“离歌”也因而完成自身使命，原本该在官洲岛上销声匿迹。然而这歌却似乎成了传说，如今仍被吟唱不止。
为城市化进程买单所换来的
官洲改造，归根到底是城市化进程的结果。在中国，城市化进程如同一股凶猛的洪流，带着大势所趋万流归海的气势，为国立功无数，然而其破坏力也极强，所到之处损毁无数，其箇中得失无法计算。一如本次官洲人与城市化进程所交易的账单，其中沟壑难以细说。
很难说官洲人本次的“成全”，对自己全无好处。自古，官洲便是海珠区20个行政村中最贫穷的一条村。岛上村民靠种植果蔬为生，全岛每年的农业收入只有200多万元，年人均收入不到300元，社员股份多年未得到分红。征地前大部分村民住着低矮简陋的房屋，连自来水都喝不上；煮饭烧的主要是木材、煤球；以前上个厕所还要跑出去；村里除了自然环境优美外，实际居住环境卫生差，没有排污管道，污水横流，四害猖獗。
官洲村陈氏大祠堂里11个未签约的村民
“官洲连刚出生的婴儿计算在内，平均每个村民欠银行6600多元。”当时的海珠区副区长刘捷说起过去官洲的经济状况，不禁长叹一口气。“以前官洲几乎没有集体经济，1993年好不容易开了个造船厂，结果10年间亏损了2600多万元，负债约1400万元。负债过千万，让本来收入低下的官洲村民雪上加霜。”他说。
村民在仅剩的一块农田里种菜
而此次政府所给出的安置方案，某种情况上确实改善了村民们的生活状况。安置房建在了仑头陈涌小区以及北山石仔岗小区，分别称为官洲南苑与官洲北苑。总建筑面积为14.4万平方米，全部为小高层 ，房屋建筑面积多数为120平方米，还有一部分特殊房型。其中官洲南苑紧临珠江，拥有无敌江景，将分配安置复建房700多套。
刘捷说：“官洲安置房的建设成本超过2000元/平方米，但政府充分考虑到村民的实际购买能力，以850元/平方米的优惠价格出售给村民，不足部分由政府出资补贴，实际上仅房屋补贴一项，政府已多投入了超过1亿元。扣去购买安置房的款项，仅在获得拆迁安置补偿款方面，官洲每户村民家庭少则得到二三十万，多则有近百万元。”
而在搬迁时，为了方便居民，海珠区委、区政府安排了专业的搬屋公司免费为村民提供搬迁服务。又为保存民俗，政府还在在北山选址修官洲福寿楼，为村民安放先人骨灰。
带上最后的家当，离开
当然有人觉得这样远远不够。而在笔者看来，那些不满已不再属于利益范畴，更多的是想要索求情感上的补偿。又一位陈姓村民表示：“现在房子都没了，但我们世代都住在官洲村，一草一木都陪着我们长大，就是给我3万块钱一平方米的赔偿我都不会搬，我只想拿回原岛的居住权！只要能在原岛居住，其他才可以谈！”然而他的强硬所表达的更多是无奈，“官洲岛征地拆迁也就一次，我们却无法拿回应得的权益！以现在的征地价格，想将来在岛上买回一套房子是不可能的。”
这种情感的诉求明显难以得到回应。毕竟在城市化进程的洪流中，个人情感总是被认为应该做出让步。但不少官洲村民明显不买账。笔者认为，这一群官洲人与冼村人有着本质的区别，冼村人的抗战，更多的是利益的驱使，是决不在利益重新分配的谈判上让自身吃亏的信念坚持。而官洲人则不然。不少官洲人到彻底离开家园的那天，都不知道“生物岛”的概念是什么，更不用说生物岛的核心理念——什么“DNA双螺旋设计”，官洲人搞不清楚这些复杂的化学公式，他们的坚持，仅仅来自对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。
把黄皮树也一起搬到新家
这种眷恋还使得少数官洲人做了“傻事”，有一户人家坚持留在官洲岛，躲到祠堂度过“在官洲最后的时光”，为此放弃了最后一次安置房的抽签机会，在所有搬迁的官洲人中，他成了血本无归者。如此“犯傻”，或许是他深深知道，这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，如今他的拱手让出，与那棵被连根拔起的黄皮树一样，有种脱离了泥土而不可遏止地产生的极度不安全感。
上述提及，官洲村一直处于贫困状态，但或许贫穷也正是他们对土地无比眷恋的缘由。由于经济不发达，使得官洲人与土地的联系更为紧密，这种与土地捆绑在一起的生活状态几乎等同于亲人间的血浓于水，是一种专属于农民的最朴实最原生态的土地情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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