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摘要] 如何避免将“新城城镇化”错误理解成“新型圈地运动”？如何在细微处提高农民进城后的生活幸福感？全国人大代表、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说：“城镇化健康发展需要趋利避害，防范一些地方把好事办歪”，反映了官方和民间的一致期待。
如何避免将“新城城镇化”错误理解成“新型圈地运动”？如何在细微处提高农民进城后的生活幸福感？人大代表、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说：“城镇化健康发展需要趋利避害，防范一些地方把好事办歪”，反映了官方和民间的一致期待。
现状：农民工难以回归土地中小城镇或成其幸福居所
来自河南周口的李军，10年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为了给刚出生的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，他和妻子在2003年前后开始进城务工。2009年，他们到北京经营“麻辣烫”生意，早出晚归的他们逐渐积累起财富，前年他们在老家的县城里买了房，去年还把孩子接到北京来上小学。
但李军觉得，像他这样的小生意者，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大城市定居养老困难太大。“北京的房价太高了，我们卖多少串麻辣烫也买不起。我们打算等孩子上初中就回周口，在县城里做点小生意。”被问及是否还想回去种地时，李军直摆手：“种不了了！地都给别人种了。关键是这十多年已经习惯了城里的生活，回不去了。”
和李军类似的进城务工农民工有很多，他们来到城市打拼的主要目的，并不是要留在北京、上海等大都市。但离开土地的他们又很难再回归传统的农村，赚钱在县城买房是他们中很多人的选择。“在大城市赚5000元，不如在‘家门口’赚3000元。大城市是年轻时闯荡的，年纪大了还是小城市更适合生活。”李军说。
担忧：城镇化是否会成为地产商的“圈地运动”
相关数据显示，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，中国约9.6亿人口中只有约18%生活在城市，中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。到2011年，中国约13亿人口中，城镇人口比重达51.27%，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，中国正式进入城镇化“拐点”。
2012年中央经济会议之后，如何建设新型城镇化成为舆论讨论焦点。在过去10年经历了城市人口激增、房价非理性化暴涨、生活环境屡遭破坏后，人们开始担忧城镇是否会被传染“城市病”。
新型城镇化概念的提出，是为了让农民进城踏实、留家安稳。但大量农民进城，土地由谁耕种？城镇化是否会侵占耕种土地？而今年以来，一些房地产企业加紧在中小城市的拿地步伐，更让中小城市居民对三四线城市房价走势表示担忧。
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国祥表示，新型城镇化需要解决三大问题。首先，城市土地扩张要与农业人口转移相结合，不能单一的扩张城市、大搞建设。其次，城镇化要与产业转移相结合，实现产业在城乡间、地区间合理布局。第三，大城市要与中小城市及城镇协调发展。
“人的城镇化”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。让农民从土地搬进楼房容易，如何让他们过上幸福生活确是各级政府需要谨慎思考的问题。
建议：要因地制宜防范把好事办歪
由于城市生活的高成本和“归属感”的欠缺，让不少农民工开始转变了思路。常年不间歇的“用工荒”正印证了农民工的务工新思路。每年春节过后，对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都是个“槛”，不少工人都因为种种原因辞职或晚归。在农民工“逃离”“北上广深”的时候，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也开始转变思路，将企业建在农民工的家门口。
但受政策刺激盲目上马项目却成“空城”的例子并不鲜见。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说，城镇化健康发展需要趋利避害，防范一些地方把好事办歪。
辜胜阻表示，要防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，避免缺乏产业支撑、新市民变游民、新城变空城的“拉美化陷阱”；要防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，避免地方一哄而起搞大跃进；要防城镇化的“房地产化”，过度依赖土地财政；要防地方政府以地生财，消灭村庄，迫使农民“被上楼”、农村被城镇化，陷入“掠夺式发展陷阱”；防特大都市“大城市病”，陷高楼林立而居民幸福感下降、人口膨胀、环境恶化、资源粗放开发陷阱。
“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。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，走集约、智能、绿色、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。”这是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。将高层决策在具体实施中落到实处，这就需要未来阶段各职能部门的谨慎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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